“当学校停电时（可能是因为线路坏了，但大多数时间是因为交不起电费），他给娃们上晚课。他手里举着一根蜡烛照着黑板，"看见不？"他问，"看不显！"娃们总是这样回答，那么一点点亮光，确实难看清，但娃们缺课多，晚课是必须上的。于是他再点上一根蜡，手里两根举着。"还是不显！"娃们喊，他于是再点上一根，虽然还是看不清，娃们不喊了，他们知道再喊老师也不会加蜡了，蜡太多了也是点不起的。烛光中，他看到下面那群娃们的面容时隐时现，像一群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拼命挣脱黑暗的小虫虫。”

  这段话是刘慈欣小说《乡村教师》中的一段，这短短的一段话描写了一名乡村教师以苦为乐、兢兢业业以及对教师指引学生生命航程的崇高自豪感。在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之际，这本书中很多让我们动容的情节得以从国家制度层面得到了回应。对此，相信290万乡村教师以及从贫苦乡村走出来的千千万万学子一定会感慨万千。乡村教师，在当今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概念，而是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不仅仅成为后城市化时代乡愁式的“生活记忆”，甚至已经成为评价我国社会流动水平以及社会公平状况的重要指标和符号，乡村教育则成为我国是否能够实现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目标的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指针之一。

  从2015年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到《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两个文件既展示了连续性目标也表述了阶段性任务，前者更多强调综合条件的“外部支持”，后者则注重治理体系的“内生发展”，其中强调的激发教师内生动力的“厚植乡村教育情怀”和提高教师社会地位“让乡村教师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两点尤其值得关注，这两个方面比较准确地诠释了“乡村教师”的历史意义及社会内涵，是回归理想、回归现实、回归乡村的重要制度规定。

  首先，文件中用 “厚植乡村教育情怀”这一标题明确阐释了“激发教师奉献乡村教育的内生动力”的内涵。在这部分从三个层面对乡村教育进行了阐述，其中一些政策要点值得关注：第一，对乡村教育的发展意义做了明确界定，强调应该因地制宜推动乡村教育，注重“乡本校本资源”的开发，立足乡村大地，做乡村振兴的推动者和实践者。这点符合内生发展思想主张的“充分挖掘地方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并使文化资本通过个体转化为社会资本进而转化为经济资本，已达到促进区域发展的目的”。同时，“乡本校本”的提法，较好地回归了我国学校教育在乡村发展的历史初心；第二，对乡村教育的“后发”特质给予了行动意义上的规定，强调在具体实践中应该积极开展“乡村孩子关爱行动”，并“帮助学生健康成长”。这点亦与内生发展理论强调的“包容性增长是能够导致教育、健康等各种社会机会有利于穷人改善的经济增长，这是亲贫式增长概念在非收入福利维度（关爱及赋权等）的延伸”——即只有较好的保障“留守儿童”、“困难学生”的受教育权利，才能让他们脱离贫困而成长为家乡振兴的建设者；第三，对乡村教育的社会建构及发展引领的意义做了阐释，强调乡村教师应发挥“新乡贤”作用，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促进乡村的文化振兴。这点与内生发展思想中“精英是地方发展的重要文化网络、社会关系、道德符号的载体，其对发展的作用远远胜于超地方力量（外部力量）”的观点不谋而合。无论是欧洲中部落后地区农村的发展还是针对发达国家落后区域的大量研究都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发展是要基于本土实践，并借助于现代知识而实现的。乡村教师化知识而成精英的引领作用对于乡村文化振兴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此正如梁漱溟、晏阳初等强调的“乡村贤达以德行育人胜于说教”的乡村教育思想之于乡村建设运动的作用。

  其次，文件提到“提高地位待遇，让乡村教师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这一部分关于乡村教师直接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以及乡镇（含村）的重大决策必须要求教师代表列席等举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也是之前文件中未有具体提及的。众所周知，社会声望实际上是因由社会贡献而获得他人认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核心问题是社会声望如何建立—而前述两个方面比较实际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是此文件的亮点。作为乡村社会的知识分子，参与与自己息息相关、甚至与地方发展息息相关的决策至关重要，这样既可以充分调查乡村教师的主观能动性，也可以充分发挥乡村教师在本土建设中的“知识人”作用，自然而然地建立自己的声望，较好的服务乡村振兴和区域发展。在著名的欧洲乡村振兴的Leader项目中，获得的典型经验是：“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参与过程。通过参与，居民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对决策过程产生有效影响。不仅如此，居民也会通过参与过程将自身转化为推动发展的核心力量”。而乡村教师的这种参与过程则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总体来看，与2015年政策相比，本《意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特征。第一，政策的战略指导意义更加重大。十九大确定了包括乡村振兴战略在内的六大国家战略，乡村振兴的核心就是人的振兴，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办好乡村教育是唯一路径。因此，这个文件的出台，实际上是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蓄智和增能，进而大大提升了该战略的可达性水平；第二，政策的目标及内涵更加清晰精准。从“乡村教师”这个广义概念表达到”乡村教师队伍“这个狭义群体定位的变化，显示了政策对“人本”的关照，而“教育自信”、“内生动力”等新提法则进一步展示了乡村教师在乡土社会中化人、育人方面的精神意义；从“支持”到“建设”的变化也说明国家对乡村教师这一群体的态度发生了从“他者”到“主体”的根本性改变，显示了使命必达的战略决心；从解决“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问题到要做到“引得来、留得住、教得优、发展好”的变化来看则体现了政策目标更高、更优、更强的制度要求。第三，政策的基层执行友好水平更高。从23条的政策表述来看，除了4条意义性表述之外，其余19条都是执行性表述，注重以问题切入，强调如何做和如何做得好等方方面面，这使基层政府和教育部门的政策执行更加有理有据有抓手。

  这个政策的出台和有效执行可以较好地对教育均衡及教育公平等问题进行诠释。（张文明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论研究》首席专家，上海市政协委员）